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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掌卜筮,是先秦史官与《周易》关系之最突出的纽带。在先秦,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官们对这一职责的履行可谓是不遗余力。阅读先秦文献,人们有时会为史官们据《周易》占筮准确而感到惊讶。例如,周史运用《周易》为陈国占筮,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陈侯的后代将在齐国昌盛并执掌大权,二是陈国将在那时衰败。后来历史的发展果如其言。如何来解释史官们的这一类“神奇的”预测呢?其关键,是先秦史官对《周易》变化观精髓的理解和运用。
《周易》是一部谈事物变化的书。前人称“易”有三义,即变易、简易、不易。不少先哲认为:“易”之精义实为“变易”。《说文解字》引《秘书》:“易”原为象形字,上日下月,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交合变化成宇宙间万事万物,阴阳者,变化也。《周易》之基本要素“爻”的意蕴、“卦”的构成方式、八卦及六十四卦之间的关系以及“十翼”对《周易》义理的阐述等等,无不突出地表现出一种变化观。
从表面上看,周史所得出的两个结论是占筮的结果,其实,周史在为陈国占筮之前,已对陈、齐等国的历史和现状做了一定的了解,即“先人事而后说卦”,在此基础上,再依据《周易》的变化观去分析、推测其前景,就得出了这些结论。知道了这个例子所蕴含的道理,就明白了先秦史官的《周易》筮有时能较为准确地预测历史发展变化结局的奥秘。
先秦史官以《周易》占筮,又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以《周易》占筮,凭蓍草这类植物去推断活生生的、千变万化的人事,从根本来说是难以成功的。尽管有时占筮者在推断中也会结合对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但这类占筮法总体上笼罩在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的气氛之中,并非科学的方法。其次,先秦史官的以《周易》占筮,在具体操作上具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根据《左传》《国语》的记载,春秋时期人们讲《周易》要讲八项。然而,在每次占筮时,并不会八项内容都讲,因为甲项与乙项的结论很可能不一致,甚至是对立的。选择哪项或哪几项来讲,先秦史官往往依据自己的意图来定。占筮的结果,也可以依据多个方面来解释,只需选择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来做论断。主观随意性表现得非常突出,牵强附会的特点也很显著。
先秦史官所掌职责非常丰富,堪称是当时的“通才”,而《周易》是一部既简明又涉猎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著作,可谓“通学”;作为“通才”的先秦史官与作为“通学”著作的《周易》,有着一种内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出于职责要求,先秦史官堪称是《周易》的解读者、运用者、守护者及传承者。他们偶尔表现出的运用《周易》对于具体人和事的发展进行准确预测的“奇迹”,主要得益于对于《周易》变化观的活用,以及对于拟预测人和事的历史、现状的观察和了解。而其这方面的败笔与尴尬,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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