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与《天山景物记》在状物方法、语言特点方面的比较 野花、蘑菇、萝卜都是些常见的事物。同是写常见的事物,两位作家(汪曾祺、碧野)在状物方法和语言特点上有很大的不同。《天山景物记》的作者碧野在状物时多采用细描方法(调动各种修辞手法)如写野花,连用三个比喻句(排比句)突出了野花的华丽、耀眼、绚烂,他还特别善于给事物着色(绘色)如“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寥寥几笔,色彩鲜明,惹人喜爱。 汪曾祺在状物中则多采用白描手法,用准确生动的语言,几句话就写出事物最突出的特征。如“卖萝卜赛梨”的,“萝卜都是一个一个挑选过的,用手指头一弹,当当的;一刀切下去,咔嚓嚓的响”。又如“(萝卜头)孩子们爱吃,一半也因为它的形状很好玩,圆圆的,比一个鸽子蛋略大”。这些描写都没有运用华丽的词藻和太复杂的修辞手段,但给作者的印象却是十分鲜明、生动难以忘怀的。所以,如果说碧野状物的文字就如色彩丰富浓重的油画,那么汪曾祺的状物文字则更像随意勾勒点染的写意中国画。 在语言上碧野的语言绚丽多彩,饱含浓郁的异域色彩,边疆风情;而汪曾祺的语言在恬静、悠闲中充满了文化气息和生活情趣,具有浓郁的“胡同”味。 二、与汪曾祺的《昆虫备忘录》相比较 这篇散文共写了七种昆虫,主要以昆虫的名字为标题,独立成段。精细观察绘形绘神是这篇散文的共同特点。例如,作者对“穿心红萝卜”的描摹,可谓绘形绘色;在《昆虫备忘录》中对小昆虫静态,动态的观察和描写更是让人拍案叫绝。请看以下两段: “瓢虫款款地落下来了,摺好它的黑绸衬裙──膜翅,顺顺溜溜;收拢硬翅,严丝合缝。”这几句话就十分贴切地写出了瓢虫与身俱来的优雅和精致劲儿。 “磕头虫的脖子不知道怎么有那么大的劲,把它的肩背按在桌面上,它就吧嗒吧嗒地磕头。把它仰面朝天放着,它运一会儿气,脖子一挺,就反弹得老高,空中转体正面落地”。磕头虫的这一系列动作,如若不是作者细致周到的观察,精心提炼语言,怎么可能把这么一个小昆虫写得这么精彩,惟妙惟肖,就像是在读者眼前表演一样! 不同的是,两篇文章一是写蔬菜(静物)一是写昆虫(动物),写昆虫的通篇就更显生动活泼,饶有情趣。 在语言上两篇文章都具有清新、自然、口语化的特点。在《萝卜》中引用了民间俗语、谚语等,在《昆虫备忘录》中还引用了一些民间的唱词。如“河北人把尖头绿蚂蚱叫‘挂大扁儿’西河大鼓生唱到:挂大扁儿甩子在那荞麦叶儿上”;歇后语如“河北省人嘲笑农民谈吐不雅,”说是“蚂蚱打喷嚏──满嘴庄稼气”这样的话非常幽默,充满了乡土气息。 所不同的是,比起《萝卜》,《昆虫备忘录》中的语言更显幽默、风趣,有时更像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孩子的天真语言。如“(瓢虫)一类是吃蚜虫的,是益虫;一类是吃马铃薯嫩叶的,是害虫。我说吃马铃薯嫩叶的瓢虫,你们就不能改改口味,也吃蚜虫吗?”在这篇文章里同样体现了作者渊博的知识,海阔天空,旁征博引,《昆虫备忘录》是篇散文,其实从某种角度看它更像一篇科学小品文,读者看后定会增长不少昆虫方面的知识。 三、与李锐的《谈白菜》比较 汪曾祺的《萝卜》和李锐的《谈白菜》,从题目上看都是状物散文写蔬菜的。《谈白菜》也同样呈现出了作者渊博的知识,引经据典使读者大长对“白菜”的见识。然而在内容和写法上这两篇文章却有着明显不同。 汪曾祺的《萝卜》注重描绘萝卜的外部特点(形状、颜色、口味)在描绘中渗透着作者的悠悠故乡情愫,全文弥漫着浓郁的中国民俗风情。 李锐的《谈白菜》则不然,他注重描写,张扬白菜的内在特点“白菜的性格──味道是淡的”,也即是“有自然之味”。由白菜的内在性格引出“白菜的辩证法:淡薄才会浓厚,无味才会甘美;清淡、自然、平常才会淡而不厌,久而不倦。”由(白菜)物的辩证法引申出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他写白菜的笔墨虽多,但文章的落脚点还是在借物说理上。汪写萝卜属于艺术性描绘,李写白菜更倾向于是辨性的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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