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夏天,我从天津市南开区一所小学毕业。在等待成绩的日子里,我生活很有“规律”:上午疯玩儿,下午睡觉。至于考得如何,不想也不问。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那天下午,我依然是大睡一场醒来,看见门缝处塞着一个纸条。我光着脚丫走过去拿起来一看,原来是自己的成绩单。我至今依然记得那上面的每一个字:“孩子,214.25分,年级第二。看你睡觉,不打搅你了。闫老师。”
我当时很得意:考得不错。当天晚上,50来岁的闫老师骑自行车来到我家,和我爸说起了我的成绩,很是高兴。我第一次郑重地给老师倒了一杯水,规规矩矩端了过去。
闫老师和爸爸坐在小院里说话,我老老实实站在一边听着。闫老师对我说:“孩子,下午我过来想告诉你成绩,看你盖着小毛巾被睡得正美,我就给你写了个纸条。”我忙点头说:“闫老师,我看到了。”
这是我能回忆起的29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的老师给我送来成绩单的全部印象。
闫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平时对我和同学们都非常好,但有时生起气来也很可怕。有一次,坐在第一排的我,和后座的女生因为传卷子的速度问题发生了口角,他生气地把我的铅笔盒摔到地上,然后气冲冲地让我去他的办公室站着。直到语文老师过来解围,他才摆摆手让我离开。过了一会儿,闫老师来到教室,拍着我的脑袋,轻轻叹了一口气说:“孩子,我太粗暴了。”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
后来,我上了初中、高中、大学,直至分配到工厂,几乎每隔一两年,我们小学同学都要到闫老师家里聚聚。闫老师有很多个硬皮册子,每个他教过的毕业班一本,上面有每个学生的照片,下面注明现在做啥工作——这个工作部分是随着时间和工作变化不断修改的。
我也有一张照片在老师一个册子上贴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