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立法之路“没那么简单”

痛苦地活着，还是安宁地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吴结 绘 

　　安乐死，一个备受争议的世界性难题，由于最近贵州“孝子弒父”一案而被推上国内舆论的风浪尖头，成为伦理学界和法学界都无法回避的议题，并将继续考验人类的理智和良知。作为道德和法治大国的中国，一直对生命充满敬畏与尊重，所以我们完全理解安乐死在法律道德边缘的苦苦挣扎。然而，面对一个个垂危的生命在病痛煎熬中唤呼安然离去时，法律法规能否充满人性的光辉？为探寻一种诠释，本报记者就安乐死话题专访了中国著名法伦理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曹刚教授。同时，从本期开始，本报将持续关注诚信、社会公德等涉及伦理与法律困境的热点现实话题，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讨论，联系方式见本版。——编者 

　　■本报见习记者 黄金鲁克 

　　孝子弒父：人伦悲剧背后的法律困境 

　　记者：今年上半年，一件案件闹的沸沸扬扬，具体是由于车祸卧病在床的父亲无法忍受痛苦而哀求儿子杀死自己，甚至因不能如愿而责备儿子不孝，在这种情况下，儿子徐永贵用麻绳勒死了父亲。公诉机关认为，徐永贵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据徐永贵姐姐介绍，徐永贵平时是个孝顺的儿子，父亲出车祸他一直留在身边照顾。徐永贵杀死父亲是真想帮父亲解脱，还是瞬间被摆脱累赘的想法占了上风，又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其真实动机确实难以把握。作为法伦理学者，您怎么看待这个案件？ 

　　曹刚：首先要定性，儿子的行为肯定是既违背了道德，又触犯了法律。人们之所以同情他，是因为他的家庭所遭受的变故，以及他的孤立无助。事实上，让一个家庭或者一个人去面对这样的重大变故，是非常艰难的，政府和社会都应伸出援助之手。不过人们往往从另外一个角度谈论这类案件，即安乐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问题。这个案件中，父亲要儿子帮助他解脱痛苦的时候，儿子首先是不听的，父亲指责儿子“不听就是不孝”，所以儿子以“孝”的名义实施了所谓的“安乐死”，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安乐死，也不能给儿子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理由。 

　　记者：有专家研究表明，中国每年有120万到150万人是在极度痛苦中死去的，对他们而言，安乐死或许是一个解脱，因而抛开徐永贵摆脱累赘弑父的可能性，徐永贵“孝子”弑父绝不只是个案，而且这场人伦悲剧不能不引发我们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由此不得不谈到在国际上如荷兰、日本、瑞士等国提出过的“安乐死”，但是在中国，这还是法律的盲区。因为“安乐死”在现行的道德、法律和医学上存在很大的争议。那么，为何目前“安乐死”处于一种两难窘境？ 

　　曹刚：安乐死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词。自1980年起，我国就以各种形式开始了关于安乐死的讨论。关于安乐死的定义也有了基本的共识，即安乐死是指使人生命感受上最小限度地承受痛苦和最大限度地享受安详的一种死亡实施或死亡过程。然而，安乐死在法律和伦理上的争论似乎仍未平息。 

　　进而言之，安乐死作为立法中的一个难题，当然也包含了道德难题的性质。安乐死本身包括了很多价值冲突，比如生命的价值和自主的价值冲突等。具体而言，安乐死在实现一种价值的同时，可能会损害另外一种价值。比如实施安乐死，实现了自主的价值，但同时损害了生命的价值，而社会对这两种价值都是认可的，所以会存在一种冲突。不过，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安乐死的看法是有差异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安乐死的接受度是较高的，倒是西方基督教文化里有一种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制造的观念，所以认为人没有放弃生命的自主权，由此，相关论题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是具有道德争议的尖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