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一统”，还是兼容并包、不拘一格，如何设计好测评人才的“标尺”，是未来中国高招改革的关键
招生季的高校招生办公室处处堆放着蓝色EMS封套。从国内各省快递来的考生简历，几乎每所高校都有数千份。未通过初审的简历堆在一旁，通过的则锁在以省份为单位的柜子中。
这些格式相同的申请材料，如不是学生的籍贯和照片明显不同，几乎看不出差异：从年级排名、期末成绩，到获奖情况、自荐文书，几乎千篇一律。
英国生态学家约翰。马金诺(John.MacKinnon)曾就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打过一个经典的比方：一个书架上放着1000本同样的书，每本定价20元，其“硬价值”是2万元；而如果每本书内容都不同，虽然总价值仍然是2万元，但其“软价值”远大于前者。
如今，已有教育人士认为，多样化的生源群体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的价值，犹如这些定价相同、内容各异的书籍汇集后产生的“软价值”。目前高校自主招生改革的目标，也应以兼顾公平的多样化为诉求。因此，从中学到大学，如何重塑人才评价体系这把标尺，应该是高校招生各项改革的出发点。
公平还是多样？
十年来的高招演进，并没有从源头上，解救个性被压抑的高中生。
许自文，有20年高三教学经验的安徽省六安一中年级主任，每年都要培养近50名考进清华、北大等名校的高中毕业生。在他的教师生涯中，曾遇到过不少具有个性或特长的学生，但他们都尚未发展便在应试大军中淹没了。
五六年前，他在一次作文改卷时偶然发现了一名文学素质极高的高三学生。许自文被这个年轻人的文学才华打动的同时，禁不住在试卷上写下了一行批语：“渴望成大器！”
然而，他很快无奈地发现，由于家长的压力，这名学生加入了理科班。后来他得知，这名学生连读两年高三连一本线也没考上，渐渐沦为平庸。
这位教师在采访中也多次提到去年陕西“国学天才”孙见坤的遭遇。孙曾获因其过人的文史功底获得复旦大学自主招生资格，但高考成绩与“一本线”相差6分，虽有复旦大学破格录取的邀请却仍遭陕西省教育部门阻拦，最终只能辗转入读山西大学。
许自文说：“作为老师，看到这些学生被淹没，很无奈。但拿现在的标准衡量，很多学生就不是具备特殊才能的人才，无法进入自主招生考试体系，这是谁的问题？”
从目前看，虽然各高校的标准略有不同，但目前自主招生的“门槛”无外乎针对拥有各类获奖证书的学生。一些无法跨越传统分数线障碍的有才华的学生，却无法进入自主招生的范畴。
“高校自主招生普遍孜孜以求于整齐划一的优秀‘全才’，非但不利于反而有害于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正如物种的单一性对于生态系统的活力有致命的伤害一样，生源群体的单一性对高等教育的活力也有很大的损毁作用。”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郑若玲教授表示。
1月23日，北京大学通过了2011年“校长实名推荐”初审名单，不同校长笔下的优秀高中毕业生的特征十分相近，“综合素质全面、学科成绩突出、志向远大、具备发展潜能、社会责任感强”。
针对外界所质疑的“千人一面”，北大招生办表示：中学教育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而不是大学教育的预科班。既然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偏才、怪才就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而只能是一个不可预知的结果。
“如果真正破除了‘唯分数论’的羁绊，学生们可以凭着自己的兴趣去主动学习，未来的偏才、怪才可能就在不断培养中脱颖而出，那才是真正的偏才、怪才。”北大表示。
而对于改变衡量人才的单一标准，教育界内的这种呼唤并不孤单。
一位“北约”联盟中的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坦言，每每看到内容趋同的申请材料，他便对国内的基础教育失望。“现在招生困难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基础教育的缺陷。大学看不出人才的潜力，因为学生的现实能力就是一堆分数。”
教育学者已发现，现行的高考制度，只能够以成绩准确区分出中等偏上学生，而在此水平之上学生的真实水平和差距，高考无法完全反映。
在必须以高考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制度中，现存的考察方式已经落后。在高招中如何衡量人才，国内亟须更科学的评价体系。
高校亟须新人才“标尺”
中国高考制度的弊端一直在被广泛讨论，但如何对其进行改革却始终无法形成共识。有不少呼声建议，教育部完全放权给各大高校，摒弃统一高考，建立美国那样的综合评价招生制度。
厦门大学教育学者郑若玲教授对此观点持保留意见。她认为，过去的经验一再证明，全盘西化的结果无一例外是变形走样，国外的制度在中国的文化与国情土壤中，很可能“水土不服”。
事实上，几乎没人认为“大一统”招生标准不应该改变。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在现有制度下，对其进行改革。
“高校应该获得更多自主权，改变自主招生名额的分配方式，不再一味根据各学校考取的人数来分配。此外也应该改善目前自主招生的考试内容，对于特殊才能学生的考核标准，高校必须细化。”吉林省某全国重点中学的高三教师赵枫说。
还有越来越多的教育人士意识到，在自主招生的本质是丰富人才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能够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学生，就没有必要再进入自主招生的通道，从而为更多的学生留下机会。
去年11月，北京大学高松、文东茅、饶毅、张颐武、周其仁等11位知名教授给北大校长周其凤致信，提出尝试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招生选拔方式。这些长期关注和参与招生工作的教授们表示，在当前“唯高考分数论”的招生体制下，高校无法根据自身需求选拔学生，面对少数分数虽高但不一定适合本校培养的学生无法淘汰，面对略低几分的优秀农村考生也爱莫能助，自然难以凸显人才培养的特色和水平。
针对体制弊端，教授们认为“至少在北大，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予以改革的时候了”，并呼吁北大“率先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羁绊与束缚”。
但参与公开信起草的北大中文系张颐武教授强调这并不是要完全舍弃高考：“还是存在于高考分数基准线以内的，并非不跟高考制度对接，而是在高考制度整体范围之内，增加一些灵活性、弹性。这几乎是我们所达成的共识。”
实际上，这也是国际一流大学招生过程的通行做法。
今年参加“北约”的香港大学，也仅是把高考成绩作为参考。港大招生主任郭瑛琪表示，对学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通过经验丰富的教授面试，对学生进行“资质测试”。 这种面试，也不是传统的一问一答，而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考查学生的思维是否敏捷，表达是否有逻辑，对社会问题否关注，及其沟通能力、团队精神等。
2005年，港大获许在内地自主招收本科生的第一年，便因面试成绩不理想，拒收11名内地各省市的高考状元。
教育人士表示，类似的测评方式不是没有想过，甚至早有储备，但国内高校的条件和社会环境还不成熟，这样的改革只有整个教育体系的政策方向、价值取向变得多元、合理时，才会有所改变。
清华大学招生办原主任孟芊认为，在现行体制下，“国家队”高校在招考过程中，既要保证机会公平，又兼顾招收合适的学生，并不如国外高校那样容易。“每个教育人士都知道，对一名学生高中三年的过程评价比一次考试更能反映其真实能力。但这需要培养更多高水平的面试教授，以及探索一种公众认可的评价标准。”
这位国内高校自主招生联盟的发起人也承认，目前国内的高考，无论是考试内容、手法，还是评价方式都过于单一。考试基本只能考察出是不是合格的高中毕业生，而无法判断是否有潜力满足大学研究的要求。
同时，优质教育资源稀缺，也导致一流高校在招生过程中占有优势地位，考生的选择权有限，只好服从于既有的选拔标准。
不过，也有许多高校在试图遏制自主招生的异化。南京理工大学的自主招生将门槛设为“零”，只要学生认为自己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才能，就可以申请，不需笔试，直接面试。
事实上，取消笔试、只举行面试的做法在坚持不结盟的中国海洋大学自主招生中已经实践多年，并吸引了很多适合教学风格的学生。
该校一份针对2006年以来自主招生学生的调研报告显示：相比通过高考成绩录取的学生，相当比例的通过自主招生入校的学生，学习积极性更强、专业满意度更高，学习成绩以及专业拓展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方面等都具有较明显优势或略有优势，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有较为明确的个人发展规划。
不过，教育人士亦认为，“零”门槛更适应目前对优秀生源较为饥渴的高校，对于竞争超饱和的国内名校来说，以目前的招考制度不足以保证过程中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理想化的高校考试招生应该是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多次考试，既允许大学在公众监督下制定个性标准，又使得一些值得培养的“偏才”和“怪才”能获得进入一流大学的机会。
去年7月29日，教育部正式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占据了重要篇幅。其中提到，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名额分配方式和招生录取办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
高校人士分析，这份纲要表明，以统一高考为准的高招制度至少在2020年以前不会改变，但或许以高考为代表的人才选拔机制会有所改变。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指出，社会不应只把目光聚焦在高校自主招生单一改革上，而应“利用整个社会资源改变现状”，因为人才评价体系并不只在高校招生中才存在。
“必须改变独木桥的独，使高考不是成才的唯一途径，才有可能对高校评价人才的标准有所推动。”他说。
在教育人士眼中，高校招生的标准之变，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全社会对人才的评价都互为因果，很难单纯地要求大学独自改变对人才的衡量手段。自主招生形式或许只是中国高校招考改革中的一个过渡性片段，而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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