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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和《彷徨》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以白话写小说的第一个人。他说：“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小说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和他当初从事文艺运动的愿望是一致的。

　　《呐喊》是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题为《呐喊》，意思是给革命者助阵作战，使他们不惮于前驱。它写于“五四”高潮时期，密切配合当时思想革命的进行，着重于揭露封建宗法社会的残酷统治，及其在精神上毒害人民的罪恶，对农民的革命力量则在怀疑中进行坚毅的探索。《彷徨》写于五四退潮时期，除继续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讽刺抨击封建余孽外，还着重对接受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探索，批判了他们的个人主义和软弱性，联系当时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现实，其时代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集子中流露出忧伤彷徨的情绪，但仍然反映出作者在追求战斗，在探索是前进。“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呐喊》《彷徨》中的反封精神，突出地表现在《狂人日记》《长明灯》《孔乙己》《白光》《祝福》等篇中。《狂人日记》和《长明灯》从整个制度上彻底否定了封建社会。而在《孔乙己》和《白光》中则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维系这一制度的封建思想观念—等级观念，在《祝福》中则批判与等级观念相辅相成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呐喊》《彷徨》中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突出地表现在《阿Ｑ正传》《药》《风波》等篇中。《阿Ｑ正传》写的是革命进程中农村小镇的生活，着重正面表现革命风暴席卷时期贫雇农自发造反却得不到“革命党”的支持，反而被地主、资产阶级合流吞噬性命的历史悲剧，在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中，尖锐地提出了中国革命中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药》写的是革命进程中城市生活的一个侧面，着重批判资产阶级革命脱离群众的严重性。而《风波》则是借农村一角表现革命后由复辟风潮引起的一次骚动，着重揭示这一革命失败的历史本质。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呐喊》和《彷徨》塑造了一系列的农民形象，用比较大的比重反映了近、现代中国农民问题，写出了农民的纯朴、勤劳、善良等美好品性，又揭示了他们不能不革命的悲惨的政治经济地位与主观上缺乏应有的民主革命觉悟之间的深刻矛盾。祥林嫂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远比物质和肉体的痛苦严重。闰土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濒于绝境，却还把希望寄托在奴隶般的劳动和神灵的保护上。这些形象的意义，就在于提出了农民的思想启蒙问题，也就是农民政治解放的重要问题。鲁迅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反映农民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作家。　　《呐喊》和《彷徨》还塑造了许多知识分子形象，特别是下层知识分子的形象。鲁迅把大多数知识分子当作反封建的主要力量加以表现，不同程度地描写了他们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的觉醒和斗争经历，同时也写了他们思想上的主要弱点。《一件小事》通过“我”写知识分子所受的封建等级观念的毒害，及其在劳动人民高尚思想境界的感染下所产生的“自新”的想法，这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觉醒。《药》通过夏瑜这一形象，表现下层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斗争中的英勇献身精神。《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显示了鲁迅对知识分子弱点的认识和对新的反封建社会力量的思考。这些人物，在民主革命的风暴中都曾像海燕一样飞翔过，但当革命退潮、强大的黑暗逆流重新袭来时，由于本身的软弱性，由于举着个性解放的武器孤独反抗，都以失败告终，其先前的理想和热情也都消失了。鲁迅既对他们寄予深切的同情，也不无惋惜地暗示出，他们由于自身的弱点已难独立完成反封建的历史重任。　　《呐喊》和《彷徨》还写了一些清朝末年的属于封建社会封建教育的产物的旧知识分子。《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白光》中的陈士成，都是封建科举制度的牺牲品，是可笑可悲的角色。《肥皂》中的四铭和《高老夫子》中的高尔础，表面上都是道貌岸然、满腹经纶的正人君子，实际上却是荒淫无耻、庸碌无能、仇视新事物而又以“新事物”、“新艺术”自加标榜的混蛋。鲁迅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是以艺术的形式对猖獗一时的复古派的迎头一击。

　　小说简介：

　　《狂人日记》是鲁迅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影响深远。

　在清末和辛亥革命以后，革命者被说成疯子的很多，如章太炎、谭嗣同、孙中山，就都曾被人视为疯子。鲁迅这样将狂人作为反封建的叛逆者的形象来加以赞扬和歌颂，是有根据的。再说“郭巨埋儿”“割骨疗亲”，这些古籍中明载着的事儿，以及现实中耳闻目睹的，如秋瑾被害、徐锡麟心肝被“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等惨痛的事件，都是小说中“吃人说”的根据。

　　应该说，小说中的狂人，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狂人。他的心理活动和具体行动，全都具备真正狂人的性格牲特征。他精神紧张，夜不能寐，爱猜疑，心理变化急剧，意识不断流动，由怀疑别人“逼我自戕”想到“吃死

肉”，由“吃死肉”想到“海乙那”，由“海乙那”想到“狼”，由“狼”想到赵家的

“狗”，由“狗”想到为他看病的“医生”，这对平常人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对于狂人来说，则是完全符合他的思维规律的。但这狂人又确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是反封建的战士。他曾在中学里读过介绍新思想的书，认识到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敢于揭露它们，并背叛了封建家庭，坚决和“吃人者”抗争。他被迫害致狂，仍保留着反封建的思想意识。医学告诉我们：一个狂人，常常要比清醒的人更毫无顾忌的渲泄他平日内心最隐秘的思想。所以他的“荒唐之言”却显示出真理的光辉。

　　作品中狂人的战斗是狐立的，他脱离群众，而当时的群众也是愚昧麻木的。狂人寄希望于“孩子”，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的。但这一切，从当时写小说的中国社会实际来看，又是十分真实的。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刚刚开始传播，工人阶级尚未成为自觉的政治力量，他的政党尚未成立，中国革命的道路尚未确定，革命依靠什么社会力量还未解决，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群众还有较远的距离，他们一时还不能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看问题。作者当时的思想也是这样的。

　　《阿Ｑ正传》（略）

　　毛主席说：“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正因为这个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反动统治，没有引起一个阶级关系的革命大变动，所以阿Ｑ在宣布革命后，第二天起来，“走出街上看时，样样都照旧，他也仍然肚饿。”这次革命在城里引起的变动是：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产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在未庄，则是秀才和假洋鬼子的大襟上挂了一块“柿油党”的银桃子，这里是连一条辫子也未革掉的，只不过“秋行夏令”，将辫子盘到头顶上罢了。

　　辛亥革命只革掉一条辫子，而且实际上连辫子也未彻底革除——这是鲁迅所作的深刻的历史总结。《风波》所写的江南水乡，就是连辫子也没有革掉的地方。只有航船的七斤，因为撑船进城，才被人剪去了辫子，而一到张勋复辟时期，终于引起了一场风波，赵七爷对他进行报复了。但七斤其实并非革命党，也没有造过赵七爷的反，只不过两年前醉了酒，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而他唯一的罪状，就是没有的辫子。赵七爷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一个人没有了辫子，遗老来威胁，妻子对他失却了敬意，而且当众辱骂，邻人们幸灾乐祸地看热闹……

　　《药》（略）

　　如果《药》写出了群众对于革命的冷漠，那么，在《明天》里,这种冷漠态度便在更广的幅度上显示出来。《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与《药》里的华老栓夫妇一样，同是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物。单四嫂子是一个寡妇，“须专靠着自己的一双手纺出棉纱来，养活她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这本来已经够不幸的了，然而命运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播弄。现在，她生命的唯一寄托，这三岁的宝儿病危了。对于这个孤苦不幸的人，社会又给予什么样的同情和援助呢？——红鼻子老拱的幸灾乐祸、蓝皮阿五的乘机揩油、何小仙的庸医误人、王九妈的不负责任的答话，……这些，就是这些。所有的都是冷漠和嘲弄。只有当宝儿死了，单四嫂子从呜咽变成号啕时，她的身边才聚集了几堆“帮忙”的人群。但与其说他们是来给可怜的单四嫂子帮忙的，倒不如说是他们忙的是封建礼节中所不可缺的丧仪，是借着别人的不幸来打发他们闲得无聊的日子，并且还可以典当了别人的衣物来大嚼一通。正因为这样，所以在夜深人静之后，单四嫂子就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她感到“屋子不但太静，而且也太大了，东西也太空了。太大的屋子四面包围着她，太空的东西四面压着她，叫她喘气不得”。这种社会压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封建统治者所造成的整个冷漠的社会所凝结成的。它漫无边际地包围过来，压得单四嫂子们气都喘不过来了。　　《伤逝》是鲁迅唯一一篇以青年男女恋爱为题材的小说，写的是“五四”时期初步觉醒的知识青年涓生和子君的爱情悲剧。为“五四”新思潮所唤醒的这对知识青年，他们的相爱是热烈而无畏的。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信仰是高尚和正义的。在会馆偏僻的破屋里，他们兴奋地“说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在这相爱的共同思想基础上，子君不顾父亲和胞叔的阻拦，甚至和胞叔“闹开”，从家中出走，勇敢于与涓生走到了一起。而涓生也不畏子君胞叔的斥骂，并且和对他嫉妒、为他胆怯的朋友绝了交。他有“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他们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他们的这种奋斗毕竟是属于个人的，目标偏狭，在建立了小家庭后，便沉湎于既得的“安宁和幸福”之中，没有继续前进，以致黑暗势力给予新的更大的打击的时候，便无法抵挡，终于造成“子君含恨而逝，涓生怅然而归”的悲惨结局。鲁迅赞扬这对青年的反封建精神，控诉封建势力对青年一代的迫害，揭示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爱情至上”的悲剧命运，表明了他对于知识分子出路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涓生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子君思想启蒙的导师，是当初共同战斗的挚友。他较早地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渴望自由幸福的婚姻与爱情。他遇到子君以后，寂寞而空虚的生活“骤然生动起来”。他积极鼓励与支持子君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斗争，并与子君携手并进，创立了幸福的小家庭。他虽有比子君清醒的认识和冷静的思考，但没有明确的继续奋斗的目标，也没有认识到斗争的艰巨性。开初，他白天上班，晚上和子君“放怀而亲密地交谈”，也一度找到“宁静而幸福”的境界；后来，“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只是抄公文，帮做家务事，不久爱的热情消减，思考又索漠而空虚了。他渐渐不满足眼下平庸的生活，而希望生活过得有意义些，提出“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道理。但这些都是空泛而无力的。当他们的结合招来更大打击时，他虽有思想准备，比子君显得镇定，也未忘却“翅子的扇动”，不像子君那样怯弱，但是他的“开一条新的路”，如抄写、教读、译点书，或求亲拜友谋个差使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他错误地认为自己是在为子君受苦，把子君当做是阻碍自己前进的羁绊，所以“觉得新的希望只在我们的分离”，否则便与子君“一同死亡”。他明知“分离”将给子君以致命的打击，但为了自己的生路，还是提出来了。这充分地暴露了他的自私和卑怯。子君死后，他虽有了自省，由衷地感到“悔恨与悲哀”，想“向着新的生活跨出去”，但他“还不知道怎样跨出第一步”。他终于又回到了会馆的破屋，虽然在那里痛苦、彷徨。这形象地说明，依靠“个人奋斗”是突破不了黑暗势力的罗网的，最终还是要回到原来生活的小圈里的。　　子君是“五四”时期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女性。她虽出身于封建家庭，但深受“五四”新思想的洗礼，热烈向往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她公开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在干涉我的权利。”她鄙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户之见，毅然冲出封建家庭和黑暗势力的牢笼，勇敢地和志同道合的涓生热恋，赢得了斗争第一回合的胜利。这期间，她表现得异常冷静从容、勇敢果断。对于路中“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她却是大无畏的”，“坦然如入无人之境”。为了添置结婚家具，“还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和耳环”。然而她缺乏远大的理想，囿于一己的奋斗目标，“只为了爱”，所以一旦达到了目的就满足了，而把纯真的爱情庸俗化了，沉湎在小家庭生活之中，志趣日下。为了几只小鸡，她跟人争斗；为了不让别人奚落，她把自己轻易不吃的羊肉拿去喂了阿随（狗）。因为忘却封建势力威胁的存在，当涓生失业，经济源断，她不得不又回到曾叛离过的家庭。在“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的烈日一般的威严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中，“负着空虚的负担”，走完了“所谓人生的路”，而“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这正是应上作家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中所说的一句话：“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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