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之二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党内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毛病；我们的党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我们的文风有些不正，就是有党八股的毛病。这些不正的作风，在遵义会议以后，虽然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们还在经常作怪。遵义会议以来，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纠正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还没有来得及系统地从思想上彻底清理这种错误，党的干部还没有深刻认识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抗日战争爆发后，党在大发展中增加了70余万新党员，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但其中绝大多数出身于农民或其他小资产阶级家庭，因为斗争任务紧张，党对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还很不够。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和认识水平的局限，很容易接受上述三种不正的作风的影响。这也是必须把整顿党的作风的问题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一个原因。

关于怎样解决党内的矛盾，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即确立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犯“左”倾错误的领导者想以自己的错误思想来统治全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手段去强迫党内同志服从他们的领导。要肃清“左”倾教条主义的流毒，要在党内真正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当然不应当采取“左”倾错误领导时所采用的那些错误的有害的方法。党在过去曾进行过反对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发生的右的错误和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左”的错误的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是必要的，但斗争的方式过于简单。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办法，以致后来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遵义会议以后，党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中，改变了过去的错误作法，并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切地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经常会发生的，这是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解决这些矛盾绝不能单纯靠组织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群众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领导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辨别是非，来观察问题。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样的教育运动称为整风运动。党找到了这种形式来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事物的能力，解决党的历史上的是非问题，解决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这是坚持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的一个创造。

开展整风运动需要一定的客观和主观条件。这些条件在1941年以后已经具备。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敌后斗争虽然处于困难阶段，但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因此，也就有可能集中精力进行一次全党性的整风运动。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义，先后参加会议的共23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上经过详细讨论，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组织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颁发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整风运动的第一阶段，它为开展全党整风运动作了重要的准备。

整风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全党的整风。这个阶段是从1942年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在全党引起了热烈的反响。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宣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指示》。同时，中共中央成立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在总学委领导下，延安的中央机关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等各单位近万名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整风学习。

5月，党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地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的问题。这次座谈会后，文艺界也开始进行整风学习。

全党整风运动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作风。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党内的主观主义表现为两种形态：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多年来，党的工作受到教条主义的危害。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一些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但并不了解实际，或很不了解实际，却又以“理论家”的姿态吓唬人。所以，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指出，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不能从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他又进一步指出，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现成的灵丹圣药，结果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革命。在指出教条主义的错误的同时，毛泽东还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虽然有很可宝贵的经验，但如果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那也很危险，他们的知识也是不完全的，难以把革命事业做好，而且很容易为教条主义所俘虏。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应该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也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宗派主义在党内关系上的表现，是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体利益，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向党闹独立性。闹这种独立性的人，实际上常常抱着个人第一主义，而把党放在第二位。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的关系上，以及几部分军队之间、几个地方和几个工作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要反对和防止宗派主义倾向。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表现是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藐视人家。这种倾向也是完全错误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占少数。共产党员应团结党外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和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不论作报告，写文章，发指示，总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党八股这种形式，不能表现革命精神，只能窒息革命精神。必须反对党八股，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才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出“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两条宗旨。这是同“左”倾错误领导所实行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恰好相反的。“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就是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不是为了把人整死，而是为了救人，为了使犯错误的人变成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

在全党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开展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的特点和革命的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41年8月，党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设立了中共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的一年多时间里，张闻天率领一些同志，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在陕北和晋西北开展调查研究，整理出许多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 全党的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又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它对于在全党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的深远的意义。全党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在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条件下，是必要的。但是，在审干工作中曾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把一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怀疑成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逼、供、信”的错误方法，这就出现了严重的偏差。特别是在1943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提出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以后，错误进一步扩大，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在这以前，中共中央曾经发现审干工作中有“左”的错误，已通过制定工作条例和讲明正确路线企图予以纠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时，7月3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了防奸工作的正确路线，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重申审查干部必须坚持“首长负责”等九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许多努力，才使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后来，中共中央于1944年春领导有关部门开始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我批评。

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边区、湘赣边区、鄂豫皖边区、闽粤边区、赣东北地区、闽西地区、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华北座谈会等等。通过这些会议，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1944年3月3日、4日，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就是为帮助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作的。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的看法。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不要不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就对于复杂事物作绝对肯定或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地清算1931-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这样，就为正确分析党的历史问题指明了方向。

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达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