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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曲
一、散曲
兴盛于元代的一种诗歌形式。是在宋、金时的民谣俚歌的音乐基础上，在当时已很发达的说唱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独特的诗歌形式。早在词十分兴盛的北宋，就产生了与词不同的俚曲，同时，词调在民间的流传，也会因时因地而异，发生变化。金代初年，北方涌现了大量具有地方色彩的歌调，结合了中原的兄弟民族音乐而具有新的特色，这对新的诗歌形式的产生，起了重要影响。
宋、金之际是散曲的萌芽、发生时期。金末，散曲这一新的诗歌形式已经成熟，在民间流行的基础上，著名诗人元好问开始创作散曲，这是散曲成为当时新兴的重要诗歌形式的重要标志。至元代，散曲就进入了全盛时期。
散曲又被称为“清曲”“乐府”，它可分为两类：小令与套曲。小令又被称为“叶儿”，是散曲中最早产生的体制。一般说来，小令是单只曲子，但还包括“带过曲”与“重头小令”。“带过曲”是三个以下的单只曲子的联合，但必须同一宫调，并且音乐衔接，同押一韵。“重头小令”是由同题同调，内容相联，首尾句法相同的数支小令联合而成，支数不限，每首可各押一韵。而且各首可以单独成立。套曲的体制有三个主要特征：①由同宫调的两个以上的只曲组成，宫调不同而管色相同者，也可“借宫”。②一般说来应有尾声。③全套必须同押一韵。套曲由于篇幅较长，可以包容比较复杂的内容，因此既可用来抒情，也可以叙事。
散曲与诗、词相比，在诗歌形式上有以下特点：①它与词一样，是长、短句形式，但是能在正字之外加衬字，更灵活，更适合使用口语。衬字一般加在句首或句中，不能加在句尾。②曲韵与诗韵、词韵不同，用的是当时北方话音韵。协韵方法为通押一韵，不换韵。但是，四声通协，韵字可以复用。③对仗形式比较丰富，除了诗、词的偶句作对外，三句，四句，皆可对，还有隔句对，联珠对等名目，使散曲在字句参差变化中，具有端饬严谨的气度。总之，散曲是有严格格律的倚声填词的诗歌形式，比起诗、词来，它比较自由，但也有些方面更为复杂了。
(吕薇芬)
元代散曲作家约200余人，作品4
300多首，其中小令3
850余首，套曲450余套。由于正统的文学观念不重视散曲，很少有人搜集编次成册，散佚的作品当不在少数。
元代散曲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期，大略以元成宗皇庆、延为界。前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在大都(今北京)，这是散曲兴盛时期，作家队伍中有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如刘秉忠、杨果、卢挚、姚燧等；有著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还有教坊艺人，如珠秀等。由于作家的社会地位高下不同，思想感情各异，艺术素养差别也很大，使前期散曲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局面，而散曲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也逐步走向成熟。在各类作家中，那些地位高、有才名的文人雅士如杨果、姚燧等人，对新兴的诗歌体裁虽有兴趣，但只在游宴应酬场合小试才情，而且常以词的写法绳曲，所以尽管也有清新之作，却不能充分表现散曲的艺术特点。至于教坊艺人的作品，一般说来题材较窄，艺术上也较为粗糙，加之散佚甚多，不能探其全豹。最有成就的还是那些兼作杂剧的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人。他们的作品既有民间文艺的通俗平易、质朴自然的意趣，又经过锤炼开拓，提高了散曲的境界，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关汉卿的《不伏老》套曲以及他们的小令等。他们对于散曲成长为一种富有特色的诗歌体裁，作出了很大贡献。
后期散曲作家的活动中心，逐渐移至杭州一带。随着散曲的繁盛和发展，这一时期的作家队伍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批专攻散曲，或主要精力、主要成就在于散曲创作的作家，如张可久、乔吉、贯云石、徐再思等人。他们对于散曲的体制和规律勤于探究，写出不少好作品，丰富了散曲园地。后期创作在数量上比前期更多。从发展趋势来看，虽然继承和发扬前期散曲通俗直白、生动活泼的特色，出现了像睢景臣《高祖还乡》及刘时中《上高监司》等难得的、有特色的作品，但是总的创作倾向，却是趋于雅正典丽，逐渐失去前期的生命力。在这一时期，曲学评论与音律研究的著作也应运而生：贯云石的《阳春白雪序》是最早出现的散曲评论文章；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对于曲韵及曲的格律的研究，不论对杂剧还是散曲的创作，都有重要意义。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散曲选集，其中以杨朝英的《阳春白雪》和《朝野新声太平乐府》，人称“杨氏二选”，最为著称。
元代散曲的思想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现实，寄托了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如张养浩的《潼关怀古》、张可久的〔醉太平〕小令、张鸣善的《讥时》小令等，都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元代社会中奸佞当道、百姓受难的现实。尤其是睢景臣的《高祖还乡》，直接冲击了“至高无上”的君权思想；刘时中的《上高监司》前、后套，更深刻暴露了元代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②慨叹世情险恶，向往脱离现实生活，归隐田园。这一类作品数量众多，它们反映了元代士人们的身世之感以及他们中普遍存在的消极避世情绪。但其中也有在强烈表达对险恶世情的激愤以后表示不如归隐的作品，如马致远的《秋思》套曲。③歌唱爱情及描写闺怨。这类散曲数量上不少于归隐之作。它们一般都写得想像丰富，语言直白，意境逼真率直，比较明显地表现出受民间歌谣的影响。④写景。这是元散曲中又一重要题材，而且风格多样，色彩绚丽。在描写山河秀色时，不少作品以疏放豪宕的铺叙，表现出了曲的特有意境。但是和传统的诗歌相比，和同代的杂剧相比，元散曲的题材显得比较狭窄，不少作品的思想倾向也比较消极；同时，也有一些格调较低的游戏、应酬之作。
元代散曲创作的风格是多样的，一般认为，主要可以分豪放、清丽两派。豪放派以马致远称首，清丽派则以张可久为魁。如以前、后期作品的倾向来看，前期是以豪放本色为主流，但是尖新清丽之作也有重要地位；到了后期，则以清丽为主，豪放为辅。后期即使以疏放豪宕著称的作家如贯云石等人，他们的作品也与前期豪放派不同，带有江南文学传统的妩媚的色彩。这是元代散曲风格流派消长的大致情况。到了元末，南戏音乐融入散曲，不少作家采用南北合套的方式，使元代散曲的发展出现了新面貌，向明代散曲以南曲为主的局面，迈出了第一步。
(吕薇芬)
二、杂剧
杂剧的体裁，首先是一本四折的形式，这是受宋杂剧演出时分为四段的影响。四折之外又可以加一二个“楔子”。“折”相当于一场戏，但在一折中，场景却可有所变换。“楔子”的篇幅比较短小，通常放在第一折前，起类似序幕的作用；也有放在两折之间作为剧情的过渡，它是四折一本形式的重要补充部分。个别杂剧亦有突破四折一本的形式的。如《赵氏孤儿》为五折。一般说来，一本为一剧，但也有一些作品超出一本，如《西厢记》即为五本。
杂剧有三个构成部分：宾白、唱词、科介。三者交相配合，推动剧情发展，刻画人物性格。“白”有韵白、散白；还有“带云”“背云”“内云”等名目，各起串联唱词、交代内心活动、人物间交流的作用。元杂剧是一种歌舞剧，因而“科介”包括人物动作、表情、武打、歌舞以及音响效果等内容。唱词是杂剧中重要构成部分，在音乐上采用联套方式，由同一宫调的数支曲子组成，一折一套。至元代后期才出现南北曲联套的形式。曲的排列有一定格式，但又有多样的变化，要求每一支曲子的音乐前后必须衔接。曲文要协律，符合曲牌规定的格律，平仄要和协。押韵以当时北方话为准则，方式为全套通押一韵，但可四声通协，韵字亦可复用。此外，曲文中可加衬字，并可利用丰富的对仗形式：偶句对、鼎足对、连璧对、隔句对、连珠对，等等，增加曲文的修辞色彩。
杂剧角色分为三大类：末、旦、净。每类中又可根据人物身份分为正末、外末、小末；正旦、外旦、搽旦等等。杂剧采用一人主唱方式，由正旦或正末为主角，全部唱词都由主角一人唱到底，其他角色一般没有唱词。根据主唱人是正旦还是正末，杂剧又分为“旦本”和“末本”。但一人主唱并不等于一个角色主唱，正旦或正末根据剧情需要，在某一折中，可以改扮另一角色，担任主唱。
杂剧已经有比较成熟、比较完备的戏剧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艺术基础。
(吕薇芬)
元代杂剧是在前代戏曲艺术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戏剧样式。它的最初出现大致是在金末元初。杂剧体制的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
杂剧最初流行于北方，以大都(现在北京)为中心，遍布河南、河北。受方言的影响，它有不同的声腔流派，魏良辅《南词引正》说杂剧声腔有中州调、冀州调和小冀州调。这种北方声腔的剧种，很快流行于全国。
元人夏廷芝撰著的《青楼集》记述了元代140多个著名戏曲演员(其中男演员30多人)的活动事迹。这些演员或是“名重京师”“京师唱社中之巨擘”；或是“驰名金陵”；或是“独步江浙”；或是“淮浙驰名”；或是“驰名江湘间”。还有“山东名姝”“维扬名妓”“湖州角妓”等等。《青楼集》成书于至正十五年(1355)，后又有增订，其时距元亡不远。它的记述说明元代的杂剧演出由北方发展到南方，遍布各地。
成书于元文宗至顺元年的钟嗣成《录鬼簿》中记载的元代后期剧作家也大多活动于南方，这都说明杂剧最后发展成了全国性的剧种。
元杂剧繁荣的过程中，出现了众多的作家和作品。在元代的各类文学作品中，杂剧作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最为广泛。元人胡在《送宋氏序》中这样来说明当时杂剧内容的广泛和题材的多样：“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性，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在元代各类文学作品中，也只有杂剧作品取得的成就最高。元代罗宗信为《中原音韵》写的序文说到当时已出现把“大元乐府”和唐诗、宋词“共称”的说法。按照《中原音韵》体例，所谓“大元乐府”指散曲和杂剧。后世的人也不断有这种说法，其中还有专把元杂剧和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这种看法反映了元杂剧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代艺术。
元代杂剧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以前的文学较广泛而深入，尤其突出的是一些社会地位低下的普通人民普遍地被写入作品，乃至成为主要的正面人物形象，扩充和提高了宋代话本在这方面开拓的新领域。元杂剧的很多作品抨击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僚、豪绅以及他们的帮凶、爪牙对普通人民的迫害和剥削，同时歌颂普通人民对封建统治集团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抗。其中杰出的作品如关汉卿的《窦娥冤》，通过受冤屈的窦娥形象控诉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皇天后土：“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更是表达了十分强烈的反抗精神。
元杂剧是一种包含有“唱”“念”“做”的戏剧样式，它的剧本描写人物故事则主要通过歌唱和念白。一些优秀剧本的唱词都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诗剧的色彩。念白部分由于受唐、宋以来的戏剧传统的影响，常有插科打诨，颇富幽默趣味。
元杂剧的兴起和繁荣有多种条件和因素：前代各种戏曲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杂剧形式上的各种借鉴，众多文人参与戏剧活动促进了剧本创作的繁荣，很多著名演员的出现也有助于杂剧的兴盛。当时戏剧演出的广泛，上自宫廷，下至平民社会，观赏戏剧演出成为一种娱乐习惯，演出的商业化带来的竞争性，也是杂剧兴盛的原因之一。而从文学剧本方面说，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涌现了一些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作家。他们有的是“书会才人”，有的是“职业演员”，更多的是怀才不遇或充任下级官吏的文人。这种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作品能够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也决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的普遍提高。
元杂剧也经历了自盛而衰的过程，大体同这个过程相当，杂剧作家的创作活动，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约为元世祖至元初至成宗大德末年。这是人才辈出、作品争奇斗妍、各竞异彩的繁荣时期。除了关汉卿、王实甫和白朴、马致远这几位著名作家外，还有高文秀、纪君祥、杨显之、石君宝、尚仲贤、李好古、李文蔚等。其中活动年代较早的作家是关汉卿、白朴、石君宝、李文蔚、杨显之等。后期约自武宗至大年间至元末。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作家虽还不断出现，作品也产生不少，并且其中郑光祖、宫天挺等人的作品还有一些特色，但总的成就远不及前期。大致从英宗正统年间以后，就明显地呈现衰微状况。这一时期还有一个特点是创作中心由大都移向临安(现在杭州)。
到了明代中叶以后，杂剧的演唱逐渐失传。据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在万历以前杂剧演唱已经罕见，他于嘉靖末年聘请当时惟一精通北曲的老艺人顿仁教授女伶唱元杂剧；还记顿仁说：“此等词(指杂剧)并无人问及。”
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少和鉴别作品的困难，现在对元杂剧作品作统计，各家说法互异，一般认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500种，元代无名氏作品50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187种，共737种。
以上是曾经有过的元杂剧剧本数量，至于流传到今天的杂剧剧本数量，各家统计也不一致，一般认为：姓名可考的元代作家的作品109种，无名氏作品31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78种，合计218种。
(邓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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