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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门前
卡夫卡
这篇小说以变形的手法，荒诞的情节，表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的精神困顿。这些人费尽周折也走不出社会为他们设置的那个魔圈。这篇小说在实质上是悲观的，但作者正是以这样的悲观，表达了对现存制度的失望和抗议，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积极的。
法律门前站着一名卫士。一天来了个乡下人，请求卫士放他进法律的门里去。可是卫士回答说，他现在不能允许他这样做。乡下人考虑了一下又问：他等一等是否可以进去呢?
“有可能，”卫士回答，“但现在不成。”
由于法律的大门始终都敞开着，这当儿卫士又退到一边去了，乡下人便弯着腰，往门里瞧。卫士发现了大笑道：“要是你很想进去，就不妨试试，把我的禁止当耳旁风好了。不过得记住：我可是很厉害的。再说我还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卫士哩。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前面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就说第三座厅堂前那位吧，连我都不敢正眼瞧他呢。”
乡下人没料到会碰见这么多困难；人家可是说法律之门人人都可以进，随时都可以进啊，他想。不过，当他现在仔细打量过那位穿皮大衣的卫士，看了看他那又大又尖的鼻子，又长又密又黑的鞑靼人似的胡须以后，他觉得还是等一等，到人家允许他进去时再进去好一些。卫士给他一只小矮凳，让他坐在大门旁边。他于是便坐在那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其间他做过多次尝试，请求人家放他进去，搞得卫士也厌烦起来。时不时地，卫士也向他提出些简短的询问，问他的家乡和其他许多情况；不过，这都是些那类大人物提的不关痛痒的问题，临了卫士还是对他讲，他还不能放他进去。乡下人为旅行到这儿来原本是准备了许多东西的，如今可全都花光了；为了讨好卫士，花再多也该啊。那位尽管什么都收了，却对他讲：“我收的目的，仅仅是使你别以为自己有什么礼数不周到。”
许多年来，乡下人差不多一直不停地在观察着这个卫士。他把其他卫士全给忘了；对于他来说，这第一个卫士似乎就是进入法律殿堂的惟一障碍。他诅咒自己机会碰得不巧，头一些年还骂得大声大气，毫无顾忌，到后来人老了，就只能再独自嘟嘟囔囔几句。他甚至变得孩子气起来；在对卫士的多年观察中，他发现这位老兄的大衣毛领里藏着跳蚤，于是也请跳蚤帮助他使那位卫士改变主意。终于，他老眼昏花了；但自己却闹不清楚究竟是周围真的变黑了呢，或者仅仅是眼睛在欺骗他。不过，这当儿在黑暗中，他却清清楚楚看见一道亮光，一道从法律之门迸射出来的不灭的亮光。此刻他已经生命垂危。弥留之际，他在这整个过程中的经验一下子全涌进脑海，凝聚成了一个迄今他还不曾向卫士提过的问题。他向卫士招了招手；他的身体正在慢慢僵硬，再也站不起来了。卫士不得不向他俯下身子；他俩的高矮差已变得对他大大不利。
“事已至此，你还想知道什么?”卫士问。“你这个人真不知足。”
“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法律吗，”乡下人说，“可怎么在这许多年间，除去我以外就没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
卫士看出乡下人已死到临头，为了让他那听力渐渐消失的耳朵能听清楚，便冲他大声吼道：“这道门任何别的人都不得进入；因为它是专为你设下的。现在我可得去把它关起来了。”
〔附〕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20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出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父亲是一个对儿子管教严酷的犹太商人，使卡夫卡从幼年起就生活在忧郁和孤独的阴影之中，并直接影响到他后来的创作。1910年，他进入布拉格大学攻习文学，后来屈从父亲的意志，改习法律，1906年获博士学位后，曾长期在保险公司工作，直到1922年因肺结核病情恶化退职。1924年夏天，这个对20世纪西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病态天才”，终于因肺病逝世于维也纳附近的一家疗养院里。卡夫卡对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和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戈尔以及我国的老庄哲学等众多的文学、哲学著作发生兴趣，并曾对他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还有一部小说《美国》(一名《生死不明的人》)，采用传统手法虚构故事，他自认为是“对狄更斯的直接模仿”。卡夫卡的代表作，中、短篇小说有《变形记》《判决》《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在流放地》《致科学院的报告》，长篇小说有《审判》(一译《诉讼》《城堡》)等。卡夫卡的作品在生前只发表了一小部分，影响也不像后来那么大，病危时他在遗书中嘱托他的密友马克思·布洛德烧掉他的全部遗稿，布洛德没有服从他的遗愿，而是将他的遗稿整理出版，终于使卡夫卡在逝世后声名鹊起。特别是由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时局的动荡等等，不断在西方读者群中造成了所谓困惑的一代，他们很容易在卡夫卡笔下变形的人物和变态的心理中找到同调，从而多次出现“卡夫卡热”。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卡夫卡小说的主要特点是用写实性和象征性的手法，表现反现实的荒诞的事件，但在总体上，又极其真实地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深刻的精神危机。
《法律门前》(一译《在法的门前》)是他的长篇小说《审判》(1914—1919)中神父讲的一个寓言，1915年曾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单独发表。《审判》叙述的故事本身就很荒诞：主人公约瑟夫·K是一家大银行的职员，在他33岁生日的那天早晨，忽然被秘密法庭宣布逮捕，但并不让他锒铛入狱，也不公布他的罪名，他仍可自由行动，照常上班，只是他从此背上了精神的十字架，终日生活在无形的压力之中。他到处求援，毫无结果，最后在夜间被人架到郊外行刑，“像条狗一样死去”。故事看上去是扑朔迷离、荒诞不经的，但它又的确反映了作家笔下那一代人对生活的无望，他们只能听从命运的摆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大祸临头。小说中有一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寓言式的短篇故事，那是通过约瑟夫·K的感觉讲出来的：“……毫无疑问，这个法庭的种种作为是有强大的机构作背景的。它所干的就是把无罪的人抓起来，进行莫名其妙的审讯，这个机构拥有贪污受贿的密探，不负责任的看守和毫无才学的推事。”
这里说的，有许多内容都在《法律门前》这个短篇寓言小说里应验了。例如小说里叙述的那个乡下人要进入的“法律殿堂”，这名称听起来多么堂皇而神圣，实际上，它对普通人说来，完全是一座高深莫测、永世不可逾越的森严的壁垒：“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前面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就说第三座厅堂前那位吧，连我都不敢正眼瞧他呢。”乡下人为了要进去，把什么都花光了，“为了讨好卫士，花再多也该啊。”可是结果如何呢?还是无效!收了贿赂的卫士大言不惭地说：“我收的目的，仅仅是使你别以为自己有什么礼数不周到。”最后，直到乡下人老死，他也没有能进得了这座“法律殿堂”，而且在第一道门前就永远地停下来了。这个情节，有点像他的长篇小说《城堡》(1922)：主人公K来到一个村子，打算进入近在咫尺的城堡，可是无论如何，就是进不去。他自称土地测量员、给学校当校工……都没有用。甚至于要见一见领导他工作的一位部长也不行。后来接到城堡的通知：K可以住在这个城堡辖下的村子里，但不得进入城堡其实，这时K已“精疲力竭”、处于弥留之际了。显然，这又是一部表现现代人困惑的典型的卡夫卡式的小说。
现在，我们看到，在《城堡》之前，《法律门前》里的这位乡下人，已被同样的苦恼困惑了好久了，如今，他也即将离世：
“事已至此，你还想知道什么?”卫士问。“你这个人真不知足。”
“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法律吗，”乡下人说，“可怎么在这许多年间，除去我以外就没见有任何人来要求进去呢?”
卫士看出乡下人已死到临头，为了让他那听力渐渐消失的耳朵能听清楚，便冲他大声吼道：“这道门任何别的人都不得进入；因为它是专为你设下的，现在我可得去把它关起来了。”
小说的这个结尾相当辛辣，作为“法律殿堂”代言人的卫士的这番表白，等于以自我嘲弄的方式向世人宣告：所谓“法律之门”，对于那些“门外”的人是从来都不存在的。卡夫卡以这个变形的荒诞的情节，表现了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西方国家相当众多的人们的精神困顿，这些人们似乎遇到了我国民间传说中的“鬼打墙”，他们费尽力气也走不出社会为他们设置的那个魔圈。因此，卡夫卡的小说在实质上是悲观的。但是，它也正以这样的悲观主义表达了对现存制度的失望和抗议，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积极的。小说用了许多比喻的、象征的手法，如卫士大衣毛领里藏着的跳蚤，法律之门中迸射出来的亮光，乡下人终于老眼昏花了，他自己“闹不清楚究竟是周围真的变黑了呢，或者仅仅是眼睛在欺骗他……”凡此种种，读者是可以从现代派小说通常具有的多义性去求解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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