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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文章富有形象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是并不少见的。例如毛泽东同志在讲到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说：“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①。”这就是用了形象的语言来说明抽象的道理。比喻准确，形象鲜明、生动是其特征。摆在我们眼前的，不只是几条令人信服的道理，而且是一幅十分鲜明的对比的画面，使人看了，为之振奋。理论文章写到这个境界，可以说是达到了政论与诗的结合，逻辑的说服力和形象的感染力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其次，写理论文章也应该适当地讲究声音。
《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孔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六朝人吟诗作赋，比前代更重视声音之美，所以孔兴公有这样自负的话。其实六朝以来，不只诗赋讲究声音，散文也讲究声音，骈体就是这个倾向发展的结果。当时很多文章读起来都能琅琅上口，形成了一代文风的特色。当然，声音讲究到极端，就成为文章的桎梏，致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诗品》)。诗歌尚且不可过于拘忌，何况散文?骈四俪六的形式，必须反对。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确是有功劳的。但韩愈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虽然反对骈体的桎梏，却没有把文章的声音之美也笼统地反掉。在《答李翊书》中他就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反对六朝人为的音节，仍然提倡以气为主的自然音节。唐宋古文家一般都是重视声音之美的，欧阳修的文章，使人读了有“一唱三叹”的感受，也就是具有声音之美的缘故。
文章要讲究声音，以便于诵读，我以为相当重要。特别是理论文章，讲究一点音节之美，使句子长短适度，声调抑扬铿锵，这会有助于打动读者。古来传诵的名篇，内容未必都很高明，但声音却必然讲究。
当然，文章讲究声音之美，决不是单纯追求形式，而是为了效果。而且，不论骈文或散文，过分讲究声音，都会“失其真美”，桐城派的某些文章尽管读来上口，格调却不高，就是这个缘故。所谓“桐城谬种”，也是应该反对的。但这却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根本忽视声音之美。现在有些文章，就思想内容说，非古时可比，但传诵于人口的不多。读不响，甚至读不断，是重要的原因。
其次，理论文章最好也带有感情。
梁启超的“新文体”，在“五四”以前曾经有过很大影响，那原因之一，据他自己说，是“笔锋常带情感”。这话讲得不错，很值得注意。文章要打动人心，是应该带有情感的。抒情文章自然不在话下，这里要强调的是理论文章。人们常有一种成见，以为既是理论文章，就难免枯燥；既然说理，就不能抒情。其实不然。好的理论文章未尝不可以具有抒情的因素。自古以来，例子是不少的。像《论语》和《孟子》，都是富于抒情色彩的文章。更值得注意的仍是《庄子》。庄子口头上不要情感，实际上却不然。例如《徐无鬼篇》有一段：“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顾谓从者曰：‘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闻之，召匠石曰：‘尝试为寡人为之。’匠石曰：‘臣则尝能斫之。虽然，臣之质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这一段是庄子文章里的一个插曲。鼻端涂上一点白粉，抡起斧头砍去，砍掉白粉而鼻子不受伤，这是匠石很高的技术；但这也需要有郢人那样沉着的对象跟他合作才行。郢人已死，匠石的技术就无从施展了。庄子是善谈道理的，但惠子一死，他就失掉了论辩的对象，于是无限感伤。旨在说理，却似叙事，似叙事，又是抒情。议论、叙事、抒情，兼而有之。而且理在情中，不言而喻。寥寥数语，几乎等于一篇《思旧赋》。说理和抒情在这里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清代某些学者写文章，往往只要考据而不要辞章，只要科学性而不要感染力。这种文风影响了后来的一部分学术文章的写作。人们好像有一种意见，以为学术文章就可以不要文采，更不要情感。但我看顾亭林和全谢山的著作就不尽如此，章太炎早期的著作也不尽如此，鲁迅的著作更不是这样。鲁迅也是论学术、作考证的。他论“文字狱”，也考“剥皮法”，而且那功夫决不在清代某些学者之下，识力更高一筹；但是，他的文章却和某些考证家有区别，笔锋是常带情感的，哪怕是写一篇序文，发两句感叹，也是热情洋溢的。
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可以说每一篇都是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炽烈、最真挚的感情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开辟了一个时代的不朽之作《共产党宣言》，就“写得非常生动而及时，就好像是昨天写成的”(列宁语)。又如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时，举出自己情感的变化作例子，感情是那样深厚，说来娓娓动听，如话家常。像这样的文章，也是笔锋带有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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